黄广明，1995级硕士校友，现就职于中国光大银行。
问：我们了解到您完成了对20世纪20~30年代大萧条的数学复制。其中的关键是历时20年发现的铸币税经济学及其SCME模型。您一直以来都是一位“学霸”，您最初是怎么走上经济学的道路的？
黄广明：小时候我应该是聪明的，所以父母和老师在我上小学不久就让我跳了一级，但人们说我成天抱着个球，考试临时抱佛脚，成绩也就中等偏上。到了高中我突然醒悟，看着学长们高考后这个北京那个上海地远走高飞，意识到不好好学习没有出路，于是读书不再要父母催促了。从高一开始发力，到高二上学期考到郴州市一中的年级第一，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也说不清成绩突然变好的具体原因，只是没觉得高中知识很难，一较真也就会了。
我是理科生，但对数理化没有特殊的兴趣。那时改革开放不久，经济学、管理学骤然升温，所以高考志愿报了北大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的首届理科班。在北大，经济学科招收理科生是经济管理系主任厉以宁老师开创的。选择这个可以经世济民的专业也可能跟我年轻时的偶像有关。初中时酷爱听评书，特别崇拜岳飞、杨家将，横刀立马，保家卫国，我憧憬着像他们一样的人生。
进入北大后，虽然得过一等奖学金，但我对课堂学习的兴趣并不大，倒是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找了很多书看，可是都没看明白。对社会活动的兴趣也很大，还竞选上了经济学院的学生会主席。1991年6月，我参加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首都各界青年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座谈会”，并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问：本科毕业时，您曾被录取为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后来是怎样的机缘和考虑，让您选择了留在国内继续发展和深造的呢？
黄广明：是的，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陈岱孙老先生，和厉以宁老师一同为我写了推荐信，但遗憾的是没有获得全额奖学金。应该说，如果当时下决心要去，也是可以的，但是一方面我不想边读书边洗盘子，另一方面，我爱实战胜过爱读书，很想尽快参加工作，尽快投身社会洪流。因此，我没去哈佛，而且当时并不在意，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忘了此事。是后来孩子长大开始申请出国留学，才发现被哈佛录取是这么稀罕，也才回想起这段往事。
全奖没来，已到四五月份，找工作的好时机也已过去，这时恰巧广东省农业银行到北大经济学院招聘，我也就南下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银行对我很重视，一入职，就安排我担任行长秘书，但秘书工作更多的是事务性的，而我更想做能直接创造核心价值的事情。当时，深圳正处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之中，充满生机与活力。于是，我辞职去往深圳，加入了一家证券咨询公司，担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但很快，我又一次感到了迷惘，所做的工作似乎距离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更远了。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也不是我的平台，必须再次出发，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问：您是怎么了解到五道口并来这里求学的？
黄广明：我最初听说五道口，是通过北大的两位同学，他们大学毕业后到五道口读研究生。1994年夏天，他们正好到深圳实习，在了解到了我当时的迷茫后，提出了一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建议：“广明，来我们学校吧，这里不一样。”他们描述的五道口，是一个能与金融巨头直接交流的地方，在这里学习，起点非常高。我立刻就被吸引了，决定报考五道口。一位同学回到北京后，帮我买齐了所有备考的教材和资料，然后将厚厚一摞书寄到了深圳。我当时对考研科目和内容一无所知，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我一直铭记在心。
备考并不轻松，毕竟已经好几年不碰书了，数学、英语已经几乎忘光了。在临考前的一两个月，我干脆来到五道口进行最后的冲刺。终于，经过半年的努力，我考上了这个许多人认为中国最难考的硕士项目。
进入五道口之后的一切都非常顺利，唐旭老师和蔡浩仪老师对我特别好。这是五道口的文化和传统——老师们关心年轻人并倾力相助，虽然什么也没说，但我能深深感受到他们的拳拳之心。他们培养的这些年轻学子未来若能有所成就，就是五道口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问：后来您是借着什么契机攻读吴敬琏老师的博士的？
黄广明：1998年从五道口毕业到中国银行总行工作后，我发现在周围的环境里，硕士学历似乎不够用了，这激发了我继续深造、攻读博士的决心。
我的选择非常明确：跟往常一样，要考就考最难的。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吴市场”如日中天，是国师式的人物，于是我决定报考在社科院经济所带博士的吴敬琏老师。但是，报考吴老师的人非常多，竞争异常激烈。
怎样备考是一个大问题。我想，既然是博士考试，一定会有大的论述题。于是，我给自己出了几个大题，并做了充分的准备。结果，在考场一看到试卷就感觉有希望。经济学原理科目50分的论述题正是自己考前精心准备的，题目大意是“分析1999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并提出对策建议”。
说起来，我准备考博的时间其实只有三个月。这要追溯到我写硕士论文的一段经历。在五道口读研时，最初的论文选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我从小在国企长大，对国企有观察，当时这个话题也很热。为了深入研究，我把在大学没下功夫的会计学，在研究生阶段彻底搞明白了，基础打得很扎实，这篇论文就是用会计语言写的。论文1998年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位于海南的中国改革研究院的注意，他们当时正筹办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高层论坛，竟然邀请我这个年轻人作为专家去演讲。这次经历让我觉得，这篇论文有潜力扩展成一本书。于是，在一位友人的赞助下，我联系了中国经济出版社并得到了出版许可。为了赶稿，我从1998年10月1日一直忙到12月31日，整整三个月的晚上都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之中，书写完了才投入到博士考试的准备之中。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在您开始深入研究之前，当时的宏观经济学是怎样一个发展状况？
黄广明：2001年我开始写博士论文，几经选题之后，吴老师最终认可了“泡沫经济时期的货币政策”这个题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什么是泡沫经济？货币政策在其中该如何运作？要写好这个题目，我明白，别无选择，必须硬着头皮把本硕博三次课堂上都没弄明白的烧脑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从头到尾彻底梳理一遍，否则，就无法理解文献中那些诺奖级的学者究竟在争论什么。这就像听两个英国人吵架，如果你不懂英语，就只能看个热闹。我必须沉下心来，把他们的“语言”和争论的来龙去脉彻底搞懂。
宏观经济学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我把这段时间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动态革命时期。到了80年代，动态革命的重要成果RBC理论（即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及其数学基础量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即quantitative DSGE，简称Q-DSGE）一时风头无俩，动态宏观经济学也成为了经济学诺奖的主产区。
这套范式建立在现代数学的基础之上，然而，它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货币和金融这两个关键的理论难题依然悬而未决。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的指导作用就非常有限。于是，在RBC之后，涌现出了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两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学流派，它们其实都是试图在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上，解决货币和金融这两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这些理论并非象牙塔里的空谈，它们直接指导着全球的经济实践，比如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制定，政府债务的规模是否过高等等，这些关系到通胀、失业、股市泡沫、破产等民生疾苦甚至社会稳定。
我最初攻读这些理论时，是抱着“朝圣”的心态的，后来慢慢地开始懂得了，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解。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它们的理论框架内，对他们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理论上和模型上的调整。最终，这篇新凯恩斯主义的论文，发表在了《经济学（季刊）》杂志上。
问：是什么样的问题，让您对主流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产生了疑问，并决心另辟蹊径、探索一个新框架的？
黄广明：随着对新凯恩斯主义理解的加深，我觉察到这个主流理论好像并不正确。一方面，在新凯恩斯模型里，定价是单边的，即价格是由企业单方面决定的，这不符合实际。真实的市场经济中，价格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你卖苹果要价10元一斤，我认为太贵不买，转身要走，你降到8元，我觉得可以接受，我们成交。价格一定是供求双方都同意的结果，不可能是卖方单方面说了算。这一点，小到日常消费，大到巨额买卖，都是一个道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其“粘性定价”安排。新凯恩斯模型规定，企业一旦定价，这个价格会在一段时间内（比如两三个季度）保持不变，并且不得调整。这个假设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完全错误。看似有道理，是现实中有些商品的价格在一段时期内确实经常会保持不变。之所以完全错误，是因为价格不变只是表面现象，商家和顾客每一期都会重新评估市场并重新决定价格。即便最终价格没变，比如现在苹果还是8块一斤，是因为经过评估后，或者说经过定价后，价格仍定在8元。就是说，不是不重新定价，而是重新定完后价格没变。不得重新定价与定完后价格没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就像汽车陷在泥坑里，轮子在飞速空转但车没前进，汽车的位置没变不等于汽车轮子没转。
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初春，还有点冷的时候，当时我构建了一个弹性价格的小型静态模型，里面有两个厂商和一个金矿主，商品的交换必须以黄金为媒介。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个经济中金矿主也能得到一部分商品，这一点的启示是：在弹性价格下，货币对于资源配置应该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证明弹性价格下货币政策有效的“微光”。相应地，我也就不再是单纯地学习前人的理论，而是有了自己的方向。
大大出乎预料的是，这点“微光”让我付出了之后整整13年的时间。直到2018年4月，我才第一次在Q-DSGE环境下实现了弹性价格下货币有效的目标。这13年，是我人生中最专注、最艰苦的一段时光，那段时间为了求安静，每天很早起来投入学习与思考。最大的困难在于，那个小模型是静态的，而真实的经济是动态的，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我一直找不到在价格弹性的动态经济中成功引入货币有效性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折磨人，我意识到自己探查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并一直在宝藏的周边徘徊，我能感受到它的气息，仿佛都看到它了，但却始终无法真正触摸到。
问：那么您最终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黄广明：突破来自于一个神奇的灵感。经历了13年的深耕求索之后，2018年4月的一天，我突然写下了一个方程：SY=ΔMM。
我是这样想的：经济活动由货币总量（M）来媒介，对应的经济总量就是GDP（Y）。每年央行都会投放新的货币（ΔM），这部分新货币应该获取对应的经济资源（即铸币税S）。这就像在金本位时代，我是一个金矿主，今天挖到了一块新黄金（ΔM），我不能把黄金吃了，而是要拿着它去市场上换取大米（S）。因为黄金是公认的货币，你愿意用你的大米换我的黄金，这意味着你的大米减少了，而这部分减少的大米就体现了新黄金的购买力。
当我把顿悟的这个方程代入到RBC模型，突然间就找到了苦苦追寻了13年的东西，也可以说是RBC之后全球宏观经济学家们苦苦追寻了几十年的东西——弹性价格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一切都将迎刃而解！接下来，先是要花时间去论证这个方程的合理性，再把整个模型打磨得更加合理。
问：这个方程的成立，揭示了当时主流理论有什么根本性的缺失？
黄广明：当我回过头再去审视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框架时，发现其存在三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最重大的问题是定价机制。新凯恩斯和新古典都是单边定价，其中新凯恩斯是供给方定价，新古典是需求方定价。定价机制可以说是经济运行的命脉，也是经济学建模的命门，互动定价机制的缺失是原有理论的致命缺陷。原有理论的第二个根本性问题是遗漏了交换。一个完整的经济运行过程包含三个主要环节：生产、交换和分配。原来的模型里有生产环节（即如何制造产品），也有分配环节（即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投资），但漏掉了交换。交换是什么？是量价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你卖苹果、我买苹果，这是一个交换的过程，也是量价决策的重要环节。主流理论中没有“交换”，也就遗漏了经济决策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可以说这是一个不能疏忽的疏忽。当引入交换过程并与企业的决策相结合，我们能得到交易方程：M=PY，这是一个关键方程。另外，原有理论缺失互动定价的秘密也正在于其缺失交换环节，这是因为有交换时价格能直接进入交换过程并进而进入交易方程，而缺乏交换时要单独构建定价方程，否则模型不完整，但这种单边定价做法的代价是放弃互动定价。原有理论的第三个重大缺陷是其对预算约束中铸币税的处理，而这又源于其没有准确理解税收。在原来的理论中税收被认为是经济循环中的一项漏出，而其没有注意到税收最终会转化为公共服务并返回到私人部门，即税收并未真正漏出。原有理论的这种理解，使有税收的经济被看作了一个有残缺的、非帕累托最优的循环，而作为更为特殊的税收的货币发行（即铸币税），也就更难以被正确处理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把由于引入交换而得到的交易方程M=PY与经济学家们熟悉的铸币税方程 S=ΔMP结合起来，正好就是前面灵光一现的 SY=ΔMM 。
问：您在2021年彻底解决了货币问题，但似乎并未就此止步。是什么促使您继续向金融问题发起挑战？
黄广明：是的，到2021年，在进一步解决了货币市场利率的起源等一些重要问题之后，货币问题基本解决了，铸币税经济学及其模型SCME（即seigniorage channeled monetary economy）形成了。在这个经济中，货币政策通过铸币税渠道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即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铸币税，从而影响资源的配置，相应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而对整个经济的均衡产生影响。坦率地说，这个成果是一颗理论上的“原子弹”，它不仅解决了货币问题，更关乎整个经济的运行机理。铸币税机理与新古典的通货膨胀机理和新凯恩斯的粘性价格机理都不同。可是，这颗原子弹的爆炸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那怎么办？我想，虽然货币问题解决了，但SCME模型还不够完善，现实世界里还有银行、有债券、有活跃的股票市场，这些金融问题不解决，理论就是有欠缺的，还无法有效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有必要进一步解决金融问题，并通过对现实世界经济金融现象的精确解剖来证明新理论的正确。
于是我开始深入研究主流理论对金融问题的处理，这其中最权威的当属诺奖得主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我钻研了他们的理论，也曾有幸与伯南克先生本人交流，但发现他们的解决方案还不够好。他们的理论依赖“信息不对称”，即金融是由于融入方和出资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但实际上，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金融同样可以产生，而且，对称信息更适合作为建模基准（benchmark）。举个例子：我是个没牛的农民，你是地主。我借你家的牛来耕我的地，并承诺秋收后还你一袋米作为利息。在这个借贷关系中，我对你家牛的状况跟你一样了解，因为你家的地也是你雇佣我用你的牛耕种的，就是说信息是对称的，而金融关系依然产生了。
我引入了两个机制来处理对称信息下的金融问题。第一个是在五道口读书时接触到的有效边界（Efficient Frontier）理论。这个理论揭示了任何金融产品的收益和风险都必须处在一个有效的边界上，它清晰地刻画了股票、债券等不同资产之间的风险收益关系。第二个机制是波动收入调节机制，即对于有波动的预期收入，人们在决策时要对其打个折扣，这个折扣与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和预期收入的波动幅度有关。
将这两个机制融入SCME后，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债券、股票等金融产品与银行类金融机构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都内在地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包含金融的经济循环系统就此诞生。
理论的合理性需要实践来检验，复杂的现实经济也只有合理的理论才能解释清楚。我选择用经济史上最宏大、最复杂、最悲剧的事件——1929年的“大萧条”——来验证铸币税经济学，即用SCME去完整地复制大萧条的全过程。这对原有理论来说是天方夜谭，但如果能做到，无疑是对新理论最有力的支持。
结果，SCME完美地复制了前后长达近20年的大萧条全过程，不仅在大的方面，如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方向、危机程度、持续时间，也包括一些重要细节，如在巨型泡沫经济的上升期物价并不大幅上升，甚至会出现通货紧缩；又如在泡沫崩溃前夜股价往往会更加疯狂地向上冲；再如危机最严重时刻的银行倒闭潮。从模拟中我们发现，引发大萧条的最主要原因是泡沫膨胀期的市场情绪高涨和随之而来的泡沫破灭期的过度悲观，而引起情绪波动的是192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的技术进步，犹豫不决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最终入场起到了加剧泡沫的作用。SCME还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有效地平滑了大萧条，各项指标都得到了平滑，例如最高失业率从30%降到了15%，这意味着很多悲剧可以避免。
问：复制大萧条可是一件破天荒的事，SCME模型对世界有哪些指导意义？
黄广明：意义很大，它意味着经济学从此能够清楚地解释经济运行的奥秘、模拟全球经济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货币政策应如何作为、最优利率和通胀率是多少、国债发行的合理额度、最优税率、银行业的最优规模，乃至经济危机时期的应对措施等等，模型都能给出明确的量化结论。现实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许多激烈争论，如利率税率高了低了，国债多了少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和标准。现在，SCME都能够做出定量判断。而且，能再现大萧条，就意味着各类宏观经济事件都可以复现，如过去几十年的日本经济，也可以通过SCME加以复制，并对其成因进行精准定量的解析。
问：SCME可以用于预测吗？
黄广明：可以。SCME是为预测而生的，其可以根据当前的情况对未来进行定时定量的推断。
问：您提到SCME模型解决了许多经济学基础问题，具体指哪些？
黄广明：SCME模型在Q-DSGE环境下解决了八个经济学基本问题，即什么是货币、利率、交换、定价，什么是债券、股票、银行、泡沫。而金融问题的解决也相应地解决了什么是汇率的问题，因为从模型的角度看，汇率与金融问题的数学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多主体决策问题。多主体下经济均衡的存在唯一性是SCME模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创新，是通过在同一空间的决策中多次使用巴拿赫不动点定理来实现的。另外，SCME也是第一次在Q-DSGE框架和帕累托最优的要求下解答了什么是税收的问题。算上税收的话，SCME则解决了九个基本问题。此外，SCME还解答了价格之谜、就业之谜、最优利率、最优通胀率、通货膨胀成本、最优税率、最优银行规模、泡沫经济膨胀期的通货紧缩、股价大幅波动之谜、国家资产负债表等十多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的重要谜题。另外，SCME模型还有三个附加的贡献，一是证明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一持续数百年的经济学猜想，即市场经济能够完成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二是摆脱了社会福利分析对阿罗和德布鲁的两个福利经济学定理的依赖，这是因为交换过程及与其紧密关联的双边互动定价的引入，使得经济主体的优化过程同时也成为了帕累托最优的取得过程，从而帕累托最优的结论不再依赖两个福利经济学定理所定义的方式来解决；三是SCME模型将经济与金融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经济学和金融学两张皮的问题。
问：解决了如此多的基础问题，听起来这不仅仅是对现有理论的修补，而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黄广明：可以这么看，SCME将宏观经济学打造成了一个类似于欧氏几何学的公理化体系。这个体系建立在七大公理的基础之上，它们分别是：经济人公理、稀缺性公理、齐次生产公理、等价交换公理、公共品公理、货币购买力公理以及风险公理。这七大公理分别对应着效用函数、预算约束、生产函数、交换方程、税收、货币和金融。基于这七大公理，我们就能严谨地推演出一个能够解释、复制、预测复杂经济金融现象的完整经济体系。同时，SCME使宏观经济学真正走向了实战，走到了模拟实验的阶段。
问：SCME有什么不足之处吗？
黄广明：一方面，SCME刚刚建立，要解释解决更多更细的经济金融问题，还要不断优化细化完善模型。例如货币流通速度问题、一些参数值的深入推敲、对国债的处理，等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事物，SCME目前的解释能力很强，它的重大缺陷估计要在充分和长期的发展与运用之后才能发现，就像科学史上那些重大理论一样。
问：您怎么看现在非常热门的量化投资？
黄广明：量化投资是基于统计的，SCME是基于理论的。以对利率的预测为例，由于是理论的，SCME有均衡利率，而由于是统计的，量化投资对利率的均衡值没有看法。因此，SCME可以为量化投资的变量预测提供指南。
另外，对SCME进行精细打磨之后，可以用来预测指数，从而进入投资实战之中。我估计，SCME或许会带来金融投资范式的改变，基于SCME模型的投资应该会出现甚至普及。
问：能再简要总结一下铸币税经济学吗？
黄广明：可以看下面这张表，新古典经济学坚持价格弹性，这是对的。但由于它们的模型忽略了交换过程、双边定价和铸币税渠道，导致他们得不到“货币政策有效”的结论，无法解释现实，也无法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接替新古典的新凯恩斯经济学没有发现新古典模型的问题，而是通过引入“粘性定价”得到货币政策有效的结论，把经济学带到了另一条道路上。但是，新凯恩斯模型产生了严重的预测佯谬，即模型预测值远远大于实际值并且是数量级的偏离，而且该模型也无法复制和解释复杂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现象。
铸币税经济学对这些理论做了不少改动，其中最关键的改变是填补了“交换”这个关键环节，引进了“互动定价”机制，并发现了“铸币税渠道”这个核心点。SCME得到了弹性价格下货币政策有效的结论，实现了对经济金融的定量模拟、调控和预测。
问：全世界这么多人在探索经济运行的奥秘，为什么是您找到了答案？
黄广明：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下苦功。Ramsey、Solow、Lucas、Prescott等至少十来位重要经济学家在动态革命中的卓越贡献形成了RBC，而RBC是SCME得以形成的坚实基础，SCME剥离掉税收、货币、金融和交换之后就是RBC。同时，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等的经济思想也非常重要。这些都要认真学习。二是经济学直觉和建模能力。铸币税经济学和SCME发现和改正的正是原有理论对经济运行规律理解上的不足和疏忽，如定价、交换、税、铸币税、金融成因等等。同时，将这些发现转化为数学方程与数学模型的能力也很关键。三是坚持。在博士毕业发现“微光”，意识到弹性价格下货币政策有效之后，虽然长期没有收获，但我一直没有中断学习思考。我相信不是答案不存在，而是没找到，但完全没想到的是找到答案竟然需要这么多年。相对而言，新古典主义者从1982年开始探索，到1989年就放弃了。
另外，长期的银行实战也是我能够深入理解货币与金融的原因，SCME是一个经济模型，也是一个银行模型，其中有一个与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的执行货币信贷职能、服务实体经济、平衡风险与收益、赚取息差和手续费的银行。
问：在这漫长的研究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和不被理解的时刻，而且您一直承担着繁重的银行工作，支撑您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黄广明：应该是早年形成、经久未变的初心：要为国家和社会做点什么。
问：能简单概括一下您在研究中最突出的感受或经验吗？
黄广明：一是专注。要减少次要事项，排除各种干扰。二是勇敢。要不畏强大的智力挑战，敢于在知识无人区前行。三是热爱。无论经历多少困难误会委屈挫败都不气馁不抱怨，一直保持信心和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