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俊志，1985级硕士、1997级博士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问：我们了解到您拥有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的博士学位，是什么样的内在动力驱使您在如此多跨度极大的学科中不断探索的？
石俊志：1978年，随着高考恢复，我考取了天津财经学院，师从吴开祺教授，攻读“国际金融”专业（本科四年，任课代表），并有幸成为我国首次开办“国际金融”本科课程班的学员。
此后，我考入五道口，师从时任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念鲁教授攻读“国际金融”专业（硕士三年、博士三年）。中国银行总行派我赴英国伦敦分行工作（近五年，任副行长），这段海外经历也让我得以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业务实践。
经历了十年的国际金融理论学习以及五年的国际金融市场实践，我认识到：要真正解决国际金融问题，必须从金融法律制度的角度入手。于是，我又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赵中孚教授攻读民商法学，研究方向为“债权与股权”。在研究中我发现，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法律制度，难以适配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国家的客观需求。
市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有不同的法律制度与之相适应。要探明这一点，仅从特定的时间截面去研究国际金融法律制度是不够的，应该将研究的时段拉长，从几千年的历史纵深去寻找货币金融的运行规律。基于这一认知，我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史学大师何兹全教授攻读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方向为“中国货币法制史”，并出版专著《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进一步认识到，仅针对中国的研究在空间上仍然是局部的。全面研究货币金融问题，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于是，我提出“横向全世界、纵向几千年”的角度，研究探索货币金融运行规律，并撰写了《世界货币史·古代卷》教材，将其运用于清华五道口、华南理工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授课之中。
问：从国际金融到货币法制史，再到民商法学，这是一个层层递进、探寻事物本源的过程。拥有这样多学科交叉的背景，您在看待宏观经济问题时，与单一学科背景的学者相比，视角的广度和深度有何不同？您认为这种复合背景的优势是什么？
石俊志：我非常提倡大家进行跨学科的学习。获取知识的过程其实就像“盲人摸象”，一开始你可能只触摸到大象的一小块皮肤。有趣的是，往往在只懂一点皮毛的时候，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是最强的，因为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但只有当你慢慢去探索、去观察事物的全貌，才能产生真正的认知。随着学习的深入，你会发现自己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广阔。
比如，当你学习当下的金融法律制度时，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时间“截面”。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也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那你对这个截面的认知就是空洞的、缺乏根基的。不了解事物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就等于只摸到了大象的一块皮肤，根本看不见大象的全貌。在研究货币史的过程中，我又渐渐发觉只看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还不够，想要真正理解“货币”的本质，必须把目光扩展到全世界，否则你的认知就缺乏代表性和全面性。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在时间纵深上厘清几千年来的脉络；弄清楚之后，还要在空间广度上放眼全球，这也是我后来去研究世界货币史的原因。研究货币的人，如果不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拉开，那他对货币的了解依然是极其有限的。看得越少，越容易满足；看得越多，越会觉得知识浩瀚。
我从1978年开始学金融，至今将近半个世纪了，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学得太少”，对金融和货币依然只能算是“略有了解”。但在这种不断积累和敬畏的心态下，我再去看待今天的经济现象，就会把它放在整个货币历史的长河中去审视，这与单一视角的观察是截然不同的。
仅仅上十年课学到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通过大量阅读去拓宽视野。不仅要知道大象有鼻子、有脸、有腿，还要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历史时期去观察它。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摸皮肤”的表层，还要深入到“心肝肺”去。也就是说，要透过表象去探究事物的内在机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透金融运行的本质。
问：能否请您结合宏大的历史视角，为我们解释一下货币理论是如何构建的？并为我们讲解一下货币形态的发展历程。
石俊志：所谓“理论”，其实就是寻找历史的普遍规律。当一种现象在地球上各个互不沟通的区域反复出现，无数次的实践产生出相同的变化，这就成了规律，总结出来就是理论。货币学理论正是建立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千千万万次货币活动实践之上的。这些实践活动不仅被记载于历史文献中，也常常被出土的相关文物所印证。从浩瀚的历史信息中寻找货币起源、发展、演变的普遍性规律，货币理论便由此产生。
这种规律是如何产生的呢？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人类有了剩余财产，父系氏族社会和家庭随之出现，物品的“交换”便应运而生。既然有了交换，立刻就产生了对“量”和“价值”的衡量需求。于是，一般等价物（如粮食）迅速出现，随之产生了容积单位，比如两河流域的“古尔”“苏图”，以及我们中国的“升”“斗”。进而，重量单位也随之产生，比如两河流域的“舍客勒”，以及我们的“斤”“两”。
货币在最初的形态是“称量货币”，其产生需要称量工具和单位标准，在中外古代的法典和买卖契约中都有大量使用称量货币的记录（如清朝使用的碎银）。金属称量货币经过一千二百年左右的发展，逐渐演变为按枚计数的钱币，这不仅发生在西方，也发生在东方，这就是殊途同归的规律。
随着时代进步，国家开始垄断铸币权，并逐渐减少货币中的金银铜含量，这就是“金属货币的信用化”。货币变小、变轻了，意味着人们可以用很少的金银换取更多的商品，形成了“非等价交换”。这种非等价交换如果要顺畅运行，就必须依靠国家立法的强制力来背书，这就是货币法制建立的根源。
在研究钱币学时，我有一个明确的原则：我重点研究那些在历史上流行了几百年、随处可见、“最便宜”、老百姓使用量最大的货币。有些人喜欢研究全世界仅存一枚的孤品，那不是我的重点。因为只有发行量巨大、被普罗大众广泛使用的货币，才真正对人类社会发展起过推动作用。
我正在撰写的关于中世纪货币的一本书中，重点探讨了古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更迭。比如一千多年前的拜占庭金币“索利多”，稳定流通了大约六百年；后来阿拉伯帝国兴起，“第纳尔”又确立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再往后，又出现了威尼斯的“杜卡特”。
在这个国际货币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国际贸易中，大家往往遵循的是“良币驱逐劣币”。这与我们通常在封闭市场内学到的“劣币驱逐良币”是相反的。因为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人会接受成色不足的“劣币”来进行非等价交换，商人必须用优质的、有信用的“良币”去购买商品。
研究历史的延续性非常重要。我们要看清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是如何取代另一种的，比如美元如何取代英镑，以及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如何演变。历史上，拥有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往往能通过发行货币获得巨大的经济便利和资源分配优势。
问：能否请您详细讲讲“劣币驱逐良币”“良币驱逐劣币”这两种规律背后的核心逻辑和应用场景？
石俊志：“劣币驱逐良币”与“良币驱逐劣币”的根本分野在于是否处于同一法律管辖之下。
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管辖下，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因为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具有“无限法偿”的效力。无论这个货币的实际成色如何，哪怕是不足值的“劣币”，只要有本国法律支持，国内就无权拒绝，必须接受。比如中国从秦朝统一货币开始，就确立了这种制度，后来历史中常出现“大钱”与“小钱”的博弈，本质上都是劣币在流通。可以说，所有的国内流通货币，由于国家垄断和法定强制力，都有成为不足值“劣币”的倾向。
但是，一旦货币跨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情况就彻底反转了，变成了“良币驱逐劣币”。因为在国际贸易中，你的交易对手不受你的国内法律管辖，他没有义务接受你的法定货币。他只看重货币的真实价值和信用背书。如果你拿成色不足、没有信用的“破钱”去交易，对方根本不认。
市场是检验真金白银最严苛的筛子。比如我研究的拜占庭“索利多”金币，它之所以能充当世界货币长达六百年，就是因为质量极其稳定。假设在国际市场上，标准的索利多是3.5克，如果法兰克人造假只做了3.45克，市场都会立刻察觉并将其淘汰。正因为有这样严苛的市场淘汰机制，一丝一毫都不能差，才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
这种良币一旦形成气候，就拥有了强大的“品牌效应”。当索利多成为国际公认的“良币”后，其他国家就会想方设法去获取它。这跟我们现代的“出口创汇”非常相似：古代很多国家为了买到本国生产不了的物资和技术，会主动压低本国商品的价格，去换取索利多金币。拿到了这种国际公认的硬通货，才能在世界上大范围采购。
看懂了这个基本原理，你就能看明白古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史。在我的书里也专门梳理了这些国际货币是一步步怎么崛起的，谁取代了谁，为什么能取代。当今所有的货币也都依然遵循着这一历史规律。
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种货币的衰败与另一种货币的取代”。能否请您展开讲讲，这种国际储备货币的更迭，其背后深层的历史成因究竟是什么？
石俊志：国际储备货币的更替，归根结底取决于发行国自身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的演变。
以拜占庭“索利多”金币为例，拜占庭初期经济繁荣，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当时国际贸易的核心是围绕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因此索利多自然而然地流向了地中海，成为了通用的贸易结算货币。但几百年发展下来，随着外部势力的崛起，拜占庭的内部问题也逐渐暴露。
而阿拉伯帝国不断扩张，我们看到阿拉伯人从半岛腹地冲出来，迅速占领了当时最富饶的地区。随着庞大帝国的建立和商业的繁荣，阿拉伯商人的足迹遍布世界。他们发行的“第纳尔”金币，凭借着庞大的贸易进出量，开始在国际市场上被广泛接受，这就好比后来美元取代英镑的过程。为什么大家愿意接受第纳尔？因为阿拉伯帝国拥有丰富的商品，你拿着第纳尔，随时随地都能买到你需要的东西——货币的核心功能就是“能花得出去”。
在这种此消彼长中，拜占庭的“索利多”在国际结算中的占比就开始慢慢减少了。这种国际储备货币的更替，从来不是哪天发个联合声明就能瞬间完成的。就像现在的英镑依然在使用，只是它在国际结算中的占比远不及美元了。这是一个潜移默化、此起彼伏的漫长过程。
问：一种新兴货币要想替代走向衰落的传统货币，成为受全球市场欢迎的国际货币，通常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石俊志：我们可以“按图索骥”，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几个核心条件。
第一是国际收支与经济体量。一国货币能否走向世界，取决于该国对外贸易在全球所占的比重。如果经济体量太小，货币自然无法流通，因为别国持有你的货币，主要是为了向你购买商品。如果没有足够的进出口份额作为支撑，货币就“出不去”。当前，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量非常庞大，这就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是货币的可兑换性。国际货币必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出和回流。这就要求货币具有良好的使用便利性，让外国人在持有之后能够顺畅地进行交易和购买。如果在兑换和流通环节存在过多限制，就无法真正被国际市场接纳。
第三是币值稳定。货币的购买力必须保持相对平稳，不能出现剧烈的波动，否则持有者将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市场自然难以接受。而且，这种稳定不能仅凭一时的表现，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比如十年、二十年的持续稳定，才能在国际上建立起信誉。通常，一种货币被接受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先在部分区域或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认可，随着内在价值和信誉的提升，最终才会被强国和全球广泛接受。
第四是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全球化的“地球村”中，一国必须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如果国际关系紧张、缺乏互信，其他国家出于避险考量，自然不敢轻易持有该国货币。
纵观历史，这些条件在历代国际货币的兴衰更替中都曾得到印证。以威尼斯为例，尽管它在版图上只是一座小城，但曾在世界金融史上占据霸主地位。历史上著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威尼斯的引导下攻陷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威尼斯打开了在东地中海的商业垄断通道。正因如此，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能够维持长达五百多年的世界货币霸权。
问：刚才您提到了货币国际化的诸多条件。那么，货币与实物财富相挂钩，这是它被广泛接受的必要条件吗？
石俊志：挂钩的实物财富必然要走向多元化，在现代经济中，单一依靠黄金作为支撑是远远不够的。
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各不相同。比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的金本位时代，当时的黄金储备量尚能支撑全球商品交换的规模。但随着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像互联网、航天等新兴产业的价值都被“货币化”了。在如此海量的商品交换与货币需求面前，仅靠黄金的物理体量已经无法支撑。
因此，支撑货币发行的“实物之锚”需要更丰富的品种。它可以是一个综合的“一揽子”财富基础，将石油、黄金、煤炭、森林甚至土地等资源都纳入其中，以此作为货币发行的底层支撑。纵观历史，商品交换的规模是在不断膨胀的，单一的货币币材注定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显得捉襟见肘。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货币本身的材质演变。有一些学者认为，货币的发展史是从铜钱到白银，再到金本位，似乎是朝着越来越贵重、单一的方向演进。但我认为恰恰相反。
货币材质的演进趋势，实际上是从贵重走向低廉。因为成本越低，老百姓用得越广，一个国家的“货币化程度”才越高。真正的普及，是乞丐手里也能攥着钢镚买烧饼。当每个人、每个角落都用货币交易，货币化才算完成。
要实现这一点，货币本身必须便宜。所以我们从贵金属到铜钱，再到成本更低的纸币，如今迈向连印制成本都省去的电子与数字货币。货币越来越轻便、低廉，支撑起日益庞大的经济规模——这才是货币发展的必然方向。
问：您一直呼吁，金融研究应当从过度关注当今美国金融市场，转向全球、全时空的长周期研究。但现在的年轻学者面临发论文、求职等种种现实压力。您认为学术界应该如何引导，鼓励更多年轻人沉下心来做这种长周期的基础性研究？
石俊志：引导年轻学者沉下心来，首先要从教育体系的设计与学科建设入手。本科阶段主要是普及通用知识，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应该在清华、北大这样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顶尖高校中，专门设立“货币史”或“金融史”的研究方向。通过硕士阶段的积累，逐步培养起一支有志于此的研究队伍，条件成熟后再进一步设立博士点。
金融货币史是一门非常浩大的学问，在国外有着深厚的学科传统。这不是读两天书就能速成的，需要研究者长期坐冷板凳，并具备深厚的学术积淀。放眼国际，那些真正顶尖的经济学家，无一不具备深厚的历史学养。
我们在金融人才的培养上，其实可以区分两种导向：一种是以应用和实务为导向。就像过去很多银行学校，教授实务操作，这对于在金融行业谋生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如果你的志向是做学问、成为真正的学者，就必须拥有广博的知识底蕴，而这其中很大一块就来自于对过往历史的深究。
我们常说“理论源于实践”，但什么是实践？只有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实践。如果脱离了历史，人为假设出七八个条件推导出方程式，画出一个看似完美的图表，这种研究有时会显得过于空洞。简言之，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能叫实践，而发生过的事情都在历史里，不深入研究历史，就无法提炼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济学理论。
问：您目前还在关注哪些新的研究方向？未来还有哪些想开展的学术课题或是写作计划？
石俊志：目前，我研究的重点是中古时期世界货币史。中古时期世界货币史有两个特点：第一，尽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在封建领地走向衰落，但是封建领主们参与的国际贸易仍然十分繁盛，以“良币驱逐劣币”为法则而产生的国际货币，出现了长期稳定的态势。第二，自然经济逐渐结束，商品经济逐渐复苏时，社会分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远高于古代商品经济发展高峰的水平。因此，古代的钱币经济已经不能适应中古时期商品经济复苏的需求，更为复杂的货币业开始兴起：典当、保管、汇兑以及汇兑票据的转让流通日益繁盛，为当代商业银行“存贷汇”主营业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问：对那些有志于从事金融史研究或有志于进入金融行业的年轻校友和同学，您会给出什么建议？
石俊志：对年轻校友和同学，我提倡博览群书，扩大视野，提高认知能力。要知道学海无涯，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脱各种困境。不要盲从，不要过度功利，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要坚守自己的专业和信念，最终总能成就正果，不悔此生。
问：您主编的“世界货币史丛书”“中国货币史丛书”涵盖中外古今，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学术框架。您最初是如何想到要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又是如何确立起这个研究方向的？
石俊志：就像我刚才说的，理论来源于实践。货币学理论正是建立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千千万万次货币活动实践之上的。这些实践活动不仅被记载于历史文献中，也常常被出土的相关文物所印证。从浩瀚的历史信息中寻找货币起源、发展、演变的普遍性规律，货币理论便由此产生。
货币理论的构建不能依据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货币实践，而是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寻找、分析和总结。只有采用全时空的视角，横向全世界、纵向几千年，对货币金融的发展过程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研究，才能发现其普遍性规律，得出科学准确的结论。关于货币金融的这种广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学科，便是“世界货币史”。
为了推动世界货币史学科的发展，系统掌握世界各国货币起源、发展、演变的相关知识，我们邀请了一批国内金融学、法学、历史学和外语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精心筛选了30部外国货币史专著并将其翻译为中文，汇编成《外国货币史译丛》出版，供国内读者和学者研究使用。
这30部译著，是近代各国货币史学家对其本国货币史研究成果集大成之作，也是支撑世界货币史学科的重要基础。依托《外国货币史译丛》中的史料知识，通过对世界各国货币史的研究，并结合世界各国出土的古代货币实物及其历史背景，我们针对部分古代国家的货币演进过程以及世界货币史中的一些学术专题，又自主撰写了40部专著，汇编成《世界货币史丛书》陆续出版。
我相信，我主编的这70种世界货币史图书的出版，能为世界货币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
问：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谈谈开展世界货币史研究的初心。这其实是在填补一项国内学科的空白，您对于这门学科未来的传承有什么样的期待与规划？
石俊志：眼下我做的工作首先是扩大影响。我们通过出版相关的学术专著，让大家初步理解世界货币史到底在研究什么。很多人可能平时没时间看，但随着书籍的流通，总会吸引到那些有精力、又对学术抱有纯粹热忱的人去深入阅读。
其次是搭建学术阵地。我们正在建立世界货币史研究中心并争取创办《世界货币史》集刊。通过世界货币史研究中心和《世界货币史》集刊，把一批有志于进入该学术领域的人聚集起来，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学术、发表文章、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平台。
最后是推动学科体系建设。目前，这门学科尚未正式纳入国内高校的标准教学大纲。我为此已经呼吁和推动了十年。虽然还没完全进入体系，但我们可以再推十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需要大家一点一滴的共同努力。
我常对年轻人说，如果你在传统的金融学领域里，只是一味跟在别人后面跑模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做出突破性的成绩；但如果你敢于踏入这样一个充满潜力的空白学科，你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先行者”，甚至成为一代“大师”。
我相信，总会有一批有远见的年轻人能发现这项事业的价值。一个社会真正沉下心来做深厚学术研究的永远是少数人，但我对这部分“少数人”的出现和这门学科的未来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