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可持续金融实践教授尼克·罗宾斯(Nick Robins)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教授、可持续金融研究中心创始主任乌里希·沃尔兹(Ulrich Volz)共同做客第十五期“清华五道口绿色金融讲座”。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副主任孙天印主持，线上举办、全网直播。

尼克·罗宾斯和乌里希·沃尔兹围绕“处于系统性风险、净零和生态目标等多重压力下的可持续中央银行的实现(Sustainable Central Banking at a Crossroads: System Risks, Net-zero and Nature)”这一主题，介绍了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关注气候变化因素的重要原因，分析了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实现“净零”排放的路径，并就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如何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给出了建议。

图为 Ulrich Volz(左)、Nick Robins(右)

可持续的中央银行

为什么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需要关注气候变化？

1. 维护金融稳定

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气候风险将成为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挑战，并且可能是引发下一次经济金融危机的“绿天鹅(green swan)”事件。

乌里希·沃尔兹指出，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是一种多路径传导的复合型风险，会对经济金融稳定造成很大威胁。

全球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的报告认为，气候相关风险会导致金融风险，并根据气候变化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路径，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physical risk)是指由于气候变化影响导致的更剧烈频繁的气候或环境事件带来实物及潜在经济损失的风险。转型风险(transition risk)是指为应对气候变化，在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因政策变化、技术变革等原因造成的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企业信用的冲击传导至金融体系，从而产生的金融和信誉风险。

此外，通过风险传导路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都可能产生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承保风险、经营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传统金融风险(financial risk)。

2. 维持货币稳定

乌里希·沃尔兹指出，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中央银行维持价格稳定、货币稳定的能力。

首先，气候变化会对需求和供给产生影响。极端天气事件主要带来供给冲击，影响价格提升和产量降低，从而使中央银行在稳定通胀和维持经济活动之间陷入两难。同时，极端天气事件还会对需求产生连锁反应，在供给冲击的基础上带来需求冲击，从而使中央银行更难确定影响经济的长期冲击类型。

其次，气候政策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对物理风险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和支持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可能会对经济和金融活动、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产出增长和生产率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货币政策。

第三，气候变化相关的不同冲击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央银行面临金融损失和违约风险。气候变化风险可能会增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风险，进而导致金融损失。同时，气候变化风险会影响交易对手、发行人和其他债务人的偿债能力，进而转化为更高的信用风险。

3. 扩大绿色投融资规模

乌里希·沃尔兹表示，中央银行可以将环境、气候和社会相关风险纳入金融政策中，同时也可以利用金融政策框架扩大可持续投资规模，实现金融体系的绿色化。具体而言：

首先，通过可持续金融政策激励更多的可持续投融资，即金融机构将可持续性因素贯穿其业务战略、风险管理和治理实践；促使金融机构为可持续经济活动调动更多的资本和投资。

再次，通过可持续金融政策干预信贷的分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将原本投向碳密集型和对环境和社会无益的资金转向可持续投资。可持续金融政策有助于扩大可持续资金流动，支持经济向可持续增长转变。

第三，通过政府干预应对气候变化市场失灵。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是资源和信贷在环境不可持续和社会非最优资源配置的体现。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能会将其资源分配给对环境和社会不利的活动，以获得短期私人回报最大化。因此，中央银行需要通过可持续的金融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为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合理定价，引导资金流向可持续领域。

4. 全球多数央行表示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中央银行的职责

乌里希·沃尔兹表示，通过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央行立法数据库中135家中央银行的职责范围发现，70家中央银行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职责，其中，有16家中央银行明确表明具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职责，剩余54家央行具有支持政府的政策目标的职责。

“净零”中央银行

联合国为在未来30年内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设定了硬性的金融愿景。《联合国气候行动路径(UN's Climate Action Pathway for Finance)》中明确，“到2050年，我们应该看到为确保全球升温被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已经重塑调整为契合可持续和更有韧性的零碳未来的模式”。

目前，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宣布了“净零”排放的目标，覆盖了全球90%的排放量。在金融行业中，来自45个国家、资产价值达130万亿美元的450家银行、机构投资者等金融机构提出了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

尼克·罗宾斯表示，监管机构作为金融体系的守护者，将在实现“净零”目标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未来10年，向“净零”中央银行(Net Zero Central Banking)转型必将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发展方向。

为什么要实现“净零”中央银行？

尼克·罗宾斯指出，建立“净零”金融体系对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具有双重战略意义：

一是维护金融稳定。实现金融体系的“净零”目标是将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造成的风险降至最低的最佳方式。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尽其所能确保金融体系的行动契合将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应成为它们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目标的重要手段。制定明确的“零碳”战略将大幅提高实现有序转型的可能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小搁浅资产的规模，增强市场的稳定性。

二是保持政策一致。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需要确保其行动方案与本国政府的“零碳”政策目标相一致。

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都推出了“零碳”政策目标，中央银行要确保其活动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标，并且支持和助力政府实现实体经济的低碳和“零碳”转型。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如何实现“净零”排放？

尼克·罗宾斯指出，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可以在以下七个方面优先采取行动：

1. 战略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当制定具有长期预期和近期行动的“零碳”路线图。同时，保持与政策制定者的密切联系与合作，并就关于金融体系促进转型的具体措施等问题向政府提供独立建议。

2. 审慎监管 审慎监管机构需要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将“净零”作为其实践的核心要素，使监管期望和审慎工具契合“零碳”目标。同时，要求所有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制定和披露“零碳”转型计划，并评估与“零碳”目标不一致的转型风险。

3. 情景与压力测试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引入年度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保证压力测试和所应用的气候情景与全球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目标的“零碳”路径一致。同时，长期情景应与短期情景(2025年、2030年)相互补充。

4. 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要始终将气候变化纳入货币框架和模型，以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产出的影响。此外，中央银行要始终将“零碳”目标纳入政策框架和货币工具，包括抵押品、再融资和资产购买管理。

5. 投资组合管理 中央银行应制定负责任的投资政策，在自身投资组合的构建中把“零碳”目标以及实施“契合零碳目标的操作计划(plan for operational alignment with net zero)”考虑在内，以使中央银行与其他资产所有者的行动保持一致。

6. 公正转型 中央银行应该考虑实现“净零”对就业和民生的影响，识别转型过程影响集中的行业部门和区域；同时，使用审慎的货币政策，支持有风险的部门和地区实现从高碳到“零碳”的过渡。

7. 国际合作 中央银行应把“零碳”目标纳入主要的国际金融和监管框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保险监督员协会(IAI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全球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等具有系统性协调功能的国际机构的政策制定和运作过程中。合作和分享“净零”行动的最佳实践也是中央银行实现“净零”的重要手段。

自然与生物多样性

尼克·罗宾斯介绍，《央行、监管机构与生物多样性：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行动议程(Central banking and supervision in the biosphere: An agenda for action on biodiversity loss, financial risk and system stability)》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研究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构成重大威胁，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必须采取行动，以应对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

生物多样性丧失如何威胁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

尼克·罗宾斯表示，目前占全球GDP一半的行业直接（农业、林业和渔业等）或间接（制药业等）依赖于生物多样性。从生物多样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来看，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背景下，这些行业会遭到严重影响。

‍从金融稳定角度来看，由于大量资金投入到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产业，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经济的影响必然会波及到金融稳定性。这些受影响的行业，其投资价值‍‍可能会因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变低。‍‍相关的贷款也会由于生物多样性丧失而变成坏账。

此外，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经济与金融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如果生物多样性丧失达到某个临界点，对经济及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将会出现迅速的、非线性的上升。

尼克·罗宾斯指出，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的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种类型。

物理风险源于经济活动和金融资产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转型风险则源于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发展路径、战略与旨在快速减少或扭转环境破坏之间的不匹配、不协调。向这些活动提供贷款、投资和保险的金融机构将面临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另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的风险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在很多方面存在交集，进而形成复合型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对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的风险需要综合的解决方案。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采取哪些行动？

尼克·罗宾斯表示，报告对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提出了5项建议：

第一，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是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潜在来源，并制定相应对策。

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绿色金融和环境风险管理战略，并采取综合性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对金融和价格稳定的影响。同时，从金融角度出发，积极参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保护的讨论和对话交流活动。

第二，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建立和提升分析和解决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方法和能力。

这些能力应该覆盖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市场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开展国际合作、设立培训项目并参与进一步研究，以加深对评估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风险的建模方法、可靠数据和指标体系的了解。

第三，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评估金融系统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所导致的风险敞口。

例如，评估金融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金融体系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度；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以及建立一套测度生物多样性和相关风险的指标体系。

第四，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探索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监管体系的可能性。

监管部门应该引导金融机构管理好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尽量减少投资活动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针对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包括风险评估和情景分析）、战略目标、信息披露和金融产品方面的实践和监管要求，监管部门可以重新评估现有的监管框架，并提出针对性的监管预期与评估方案。

第五，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通过具有激励性的金融政策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来调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投资。

具体措施包括将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属性的项目纳入绿色金融目录；鼓励实施涵盖生物多样性的ESG评级；在设计货币政策支持工具时将支持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的因素纳入考虑；以及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关键考虑因素，纳入中央银行的投资组合策略中。

最后，尼克·罗宾斯建议，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以及监管机构应该建立专业的工作小组，将相关自然风险纳入风险评估中去。同时，以科学为基础，补足缺失数据，根据现有情况预测未来，积极思考如何应对关于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自然方面的风险。

（以上观点根据讲座实录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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