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研究生会联合举办“2060碳中和：构建新经济”主题讲座，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的主持之下，与会专家就我国如何在实现“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目标的基础上，抓住本国优势构建新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发表了看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表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与发达国家能够对话合作少有且处在优先位置的领域。但是目前面临的选择其实相当严峻，一是碳达峰时间紧、任务重，碳中和难度大；二是面临人均GDP还需增长的挑战。

   刘世锦认为，在双重约束下，应该选择采取低碳或者零碳的技术和产业体系，同时实现高生产率，力争实现减碳和增长双赢。

   “虽然这条路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但如果思维方式转换后会发现有很多机遇。”刘世锦说，要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将我国的优势利用起来。技术创新即绿色技术的创新能力，将传统的工业化技术转换为绿色技术，符合高技术含量与生产率、少排放、低成本的标准，并且大规模系统性的转换。制度创新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微观基础，第一步是要建立包括碳账户在内的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减排责任，促进市场化交易，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碳达峰和碳中和最根本的协同效应在于将助力我们的现代化过程。提高能源和资源的效率，是“双碳”目标的首要贡献，其通过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支撑长期的增长动能。

  “整体而言，大约在2025年前后，中国碳排放大概率将达到峰值。”邹骥表示，应该为未来争取主动权，尽早实现碳达峰，为碳中和留出更多时间，因为碳中和的难度更大。

   邹骥提出，一个新的增长逻辑即要改变财富的构成，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制度保障要建立起来。提高碳资产在国民财富中的占比，使绿色低碳发展变成未来4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一是要树立更严格的目标，划定碳资产边界；二是向市场主体有偿分配碳资产产权；三是发展碳定价机制，对于集中度较高的大型排放源（如电力行业等）培育碳市场，交易碳资产，发展碳金融，发现碳价格，而对于量大面广的小型排放源可以考虑征收碳税，这样交易费用比较低；四是以碳定价机制刺激低碳投资和技术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永生表示，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只是节能减排与技术问题，而是工业革命和生产方式划时代的变化。绿色转型是发展范式的转变，从发展理念、资源概念，生产和消费的内容，商业的模式，政策等的根本转变。

   “碳中和实际上代表着全球传统工业时代的结束和新发展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它正好和中国现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间点重合，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张永生表示，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在全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本文转载自新华财经，作者马悦然）